一、中部地区人力资源现状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六省，面积共有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拥有人口3.61亿，占全国的28.1%，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资源型产成品制造业是中部崛起的三大支撑。其它文化、旅游、商业等等都是它的补充。在生产要素当中，中部地区资金、技术、管理都不占优势，唯独人力资源丰富。就目前情况看，人口众多是中部崛起的"沉重包袱"。把"沉重包袱"变成财富，就是要把劳动力资源变成人才资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中部六省人口中，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的文盲人数大约占全国抽样调查样本数的24.6%，其中男性文盲占全国抽本样本的23.5%，女性文盲占到了25.1%。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数据，全国女性文盲数量是男性文盲的2.43倍，而在中部六省中，除山西为2.26倍之外，其他五省都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据此有关专家推算，中部六省文盲的绝对人数达2793.75万人，占中部六省总人口的7.65%。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认为，从人力资源角度上讲，中部六省是人力资源大省，总人口超过3.5亿，但人才数量相对不足，并非人力资本大省。而这加剧了中部人才的“塌陷”。
中部六省的各方面优势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都追求同样的产业发展，中部崛起就会进入一个大区域的恶性竞争之中，进入到一个重复发展的怪圈中去。因此，中部人才资源开发点的战略选择很重要，要注重差异性，要认清中部六省各自优势的相似性，选择各省产业的发展特色。据资料显示，中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总量993.4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32.2%，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二;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才220人，低于全国平均241人的水平。应该说，中部地区尚处于人才输出、人才流失的尴尬境地和不利地位，人才的现状还不能完全适应中部崛起的新要求。
促进中部崛起，既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又要结合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坚持人才优先战略，为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全面繁荣作好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撑，要贯彻好中部崛起的有关政策，让人才有用武之地,使中部地区成为人才聚集地。研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不研究中部崛起人力资源开发。中部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唯有人力资源具有潜在的优势，通过教育和培训就会转化为强大的软实力，弥补硬资源的不足。要充分发挥郑州、武汉等中心城市科研院所众多，人才储备丰厚优势，通过教育和培训，发展高技术制造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切实加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人才开发体系建设不断创新，从引进、使用、培养、激励四个方面，推进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引导和推动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高校、政府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金融系统相互联动的创新网络及人才资源开发运行机制，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中部六省地区人才资源开发能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形成中部崛起的人才支撑点。
二、中部崛起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及建议
中部六省的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建立一个联动协作机制，成立联席会议制度及开办中部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论坛，对中部创新发展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健全人才交流和保障体系，加大区域间干部交流力度，将发达地区高级管理人才调任中部地区，建立积极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奖酬制度，吸引人才;坚持突出特色、集成资源、整体优化、联动推进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对中部地区的人才市场优势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开放有度、竞争有序、结构合理、统一高效的是部人才大市场体系，最终实现中部地区人力资源的创新发展。
在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情况下，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数量、质量的竞争，也是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人才选用机制的竞争。中部地区面临的挑战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把企业人才资源开发放到重要位置，早预测，早计划，早动手，制定“人才立企，人才强企”的战略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开放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发展内涵为主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格局，以开发为主的动态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加强领导，着力推进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步伐，培养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为中部崛起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在课题中提出要加快人才发展的步伐，内容包括以增强人才优势为重点，根据中部人才发展状况和人才发展趋势，结合中部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目标，分析中部的人才数量和结构，研究中部的人才发展环境、体制机制、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中部崛起的推动要靠国力，捷径要靠外力，而崛起的根本要靠内力。鉴于此，笔者认为，中部崛起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一)深化认识，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人力资本这个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传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各地纷纷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区”的口号，加大了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但是也应该看到，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深化。具体表现在：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仍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如各地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工业项目，搞有望留名青史的“政府工程”、“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项目见效较慢，且效益不容易测度，各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传的层面上。虽然各地均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如教育规划、下岗职工培训计划、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阳光工程”等，然而由于投入不足，这些规划往往只能得到部分执行，有些规划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
2.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地区往往只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在广大农村，改革前建立的合作医疗系统基本上荡然无存，传染病防疫体系也因为投入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事实上，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
3.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只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而不注重适用人才的培养;只重视普通教育，而不注重职业教育;只重视正规教育，而不重视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
4.在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视居民消费在拉动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视居民消费对于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居民的消费支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满足消费偏好而丝毫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一类是提高生产能力而丝毫不去满足消费偏好的支出，还有一类是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效果的支出。大多数有关的活动显然属于第三类支出。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更宽敞的住房便不仅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且还是劳动力资源质量提高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中部崛起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二)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
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实在的和有效的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达到2.79%。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1980～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平均为4.9%。其中，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发展中国家从3.8%上升至4.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支出少于穷国乌干达，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是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
目前有关数据表明，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4年，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中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据国家教育部统计，2003年中部六省预算内教育经费为786亿元，预算内教育支出为678亿元，两项指标都仅与东部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之和相当，2003年中部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支出分别较上年增长8.4%、8.6%，而东部地区分别增长了14.2%、12.8%。同时，在人才教育培养投入上，据国家教育部统计，2003年中部六省预算内教育经费为786亿元，预算内教育支出为678亿元，两项指标都仅与东部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之和相当，2003年中部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支出分别较上年增长8.4%、8.6%，而东部地区分别增长了14.2%、12.8%。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财力也不尽相同，中央政府应责无旁贷发挥均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更多地投向中部地区基础教育领域。一方面，中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教育之中，目前，中部地区因贫困而辍学的儿童较多，影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而保证每个公民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完善信贷体系，积累人力资本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3——5倍的价值。遗憾的是，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要少得多，而在国内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却困难得多。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中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还贷期限为8年，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而是因为金融部门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资助困难学生是政府的责任，为解决这一问题，中部地区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设立中部崛起基金，开办中部发展银行，充分考虑教育行政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高校以及学生和家长各方面情况，落实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积极配合经办银行做好诚信还贷的教育和管理，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形成成熟的中部信用经济格局。
(四)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较为丰富，如何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人才教育培养投入上，中部地区对人才的继续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标准，继续教育投入应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5%，目前，中部地区的很多企事业单位没有达标，“只管使用、不管培训”，“一次充电、终身放电”的情况还比较多，导致中部地区既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更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适用性人才，包括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这就需要加快建立起以职业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新体系。全面推进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
目前中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如河南省80%的人才集中在郑州市，山西省88%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太原市，湖南省长沙市的人才总量高出衡阳、湘潭、株州3个地区人才总量4倍多。在行业分布上，中部人才过于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其数量占中部人才总量的80%左右，而全国平均只有59.5%。在事业单位中，中部人才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中部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3%，而农业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8.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部各省普遍需要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例如湖北省，大量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及职业技术资格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总需求的40%左右;对初级工的需求占20%左右;对高级工的需求达到29%以上。
无疑，中部地区既要培养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现阶段，中部地区应将进行大众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而职业教育正是将普通劳动者转变为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素质的劳动者，把知识转变为生产力最快捷、最实惠的途径。
重视职业教育，不仅是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起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在发达地区就业。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国家层面上看，优化了劳动资源的配置;但是，若从区域层次上看，则无疑是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流失。对于教育资源本不富余的落后地区而言，发展职业教育，符合实际需要，能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的效能。
(五)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人才向中部地区流动。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大量的东部人才资源配置了到中部广大地区，在中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人才集聚地区，如武汉、合肥、南昌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力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和市场在其中作用的增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工资差别扩大，以及沿海地区的不断繁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停滞，中部地区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
要改变“孔雀东南飞”的这种趋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首先中央政府要制订切实可行的鼓励人才向中部转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献身中部地区发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又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地方政府既要为各类人才(包括本地人才和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之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也要为各类人才的子女教育创造优良的条件，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最后从长远角度来看，必须进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同档次人才收入在地区之间达到大体上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东流”的问题。
中部地区一方面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中部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地区的现实需要。劳动力从中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不仅能够增加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劳动资源的再配置、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扩大人力资本总量。由于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种种障碍，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须尽快建立宽松的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开发人力资源。协调发展
(六)开放教育市场，引进外部资金，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教育是无比巨大的市场。据统计，到2005年，全世界共有5000多万名教师，10亿多学生和上万个教育机构，公共教育经费逾1万多亿美元;2001年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超过了800多亿美元，2005年估计为1000多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教育与科技优势，意欲不断进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然而，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对之都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教育市场开放的态度自然也较为审慎。
当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承诺。除一些特殊领域(党校、军校、警校)和义务教育外，中国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均许可外方为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并承诺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
发达国家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输出教育产业的愿望比较强烈。中国中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在教育市场开发方面，步伐应该再比东部快一些。对中部地区而言，教育市场开放，不应只是对国际资本的开放，而且也应是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民间资本也可成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七)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据卫生部2000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0.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2003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中部地区财力较弱，2005年，中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仅为东部水平的2/3，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部地区医疗卫生资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目前，中部六省并进的局面已拉开帷幕，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北的武汉经济圈、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江西的昌九工业走廊、安徽合肥—芜湖都市带、山西以太原为中心的城市群，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各领风骚。统计分析表明，中部GDP与全国GDP高正相关。从全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察，中部就是中国的‘腰’，只有腰板挺直了，才能立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才能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但问题首先是因为“中部拉空”，才导致“中部塌陷”，正是政策特区吸引走了大量的人才、资金、资源，使中部的主观努力失去了支撑。只有从中央到地方双着力，着力开发人力资源，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源，才能推动中部联动东西、协调发展，才能共同打造中部的真正崛起。
(本文原载《人才资源开发》2006年 12期)
鄂公网安备42130202004448号